王子维 绘

    大多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学是开放式的，课程内容、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给大家看，但我认为，若教学首先不解决教师的问题，就是拥有再多的教材和理论书籍也没有用。

    中国话剧表演理论最早是从郑君里先生和章泯先生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开始，然后中国话剧界才有了表演理论的文字与研究，但是随之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武林高手有两个徒弟，这二人学艺道路有所不同。一个徒弟靠自学，即照着师父给他的武林秘籍练；还有一个徒弟则是师父手把手教。这两个分支哪一个更容易领悟师父的真传呢？答案显而易见。

    西方的戏剧大国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其现在主流表演流派都是在斯氏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直至他的学生们一直在用这个方法排戏，用这个体系去指导艺术创作与实践、训练演员。所以说，西方对斯氏体系的传承一直是伴随着斯氏及其弟子的创作实践、言传身教沿袭下来的。

    可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国内的戏剧工作者因种种原因无法亲身接触斯氏及其体系传人的教导与实践，于是造成了我们对斯氏体系学习和传承的最大问题：一直在看书学习，在摸索中实践。久而久之多了一些对理论书籍的崇拜，对教材的迷信。

    中央戏剧学院曾经培养了一大批明星艺术家，其教学质量能够获得业界的认可。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的理解是，全仰仗当时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并没有权威的教材可以依靠，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实践以及对斯氏体系的理解来教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列斯里、库里涅夫、古里耶夫等苏联戏剧专家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授课，从此，中央戏剧学院才开始“近距离”接触到斯氏体系。通过记录苏联专家的讲稿、整理他们的教学经验，才逐渐形成教材。但是，有了这些教材就有了一切吗？

    教材，是表演教学的依据，目的是为了规范教学，使教学有方法、有理论可依。但，它不能代表表演教学的全部。如果单纯地对教材顶礼膜拜，照本宣科，只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有人说，教材好比是教学的“圣经”。这个比喻没有错，但基督教的繁荣仅靠一本圣经远不能实现，还得靠千万传教士的悉心传教。所以，虽然教材在教学中的地位无可厚非，但教员在教学中千万不可做“歪嘴和尚”，死板教条、曲解经典，以至于出现“经是好经，但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事与愿违的结果。

    所以说，表演教学教材是基础，成败却在教员，在于他们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启发学生掌握表演要领。因此，那些一心“取经”的朋友的思路恰恰就错了——只注重“教什么”，不注重“怎么教”。要知道，前者想尽办法搜集教材就是为了刻一个模子。可是，学生不是月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要奢望会成为一个艺术家，最多仅是一批匠人而已。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