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传承要“整理改编”和“经典改写”兼顾
赵建新
“整理改编”作为戏曲“三并举”政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今天已不能完全涵盖很多虽然取材于传统剧目，但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主题表达和美学风格上早已与前者明显不同的创作实践。当下很多取材于老戏的作品，通过对传统剧目的情节重构和人物再造，以现代精神烛照传统题材，无论文本还是舞台都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色彩。既然“整理改编”这个概念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已很难准确地概括这类剧目创作，那就应该尝试用新的话语范畴对其进行理论界定。笔者认为，对于这类为传统剧目赋予了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创作实践，称之为“经典改写”或许比“整理改编”更为准确合理。既然要把戏曲的“经典改写”与“整理改编”进行明确区分，那么它具有怎样的美学实质？
首先，在情节结构上，传统的“整理改编”多是对经典剧目适当的丰富和补充，而“经典改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剧目的叙事方式，再构了改写作品的戏剧情节。剧作家刘桂成根据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创作的柳子戏《老青天》便是这样一部佳作。此剧把元杂剧中并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和次要人物予以放大扩写，剧情精炼干净，不蔓不枝，把原来的一出臃肿的正剧改写为妙趣横生、洋溢着幽默风趣的民间喜剧。剧作家娴熟的改写手法和极富生活气息的戏词让这出古老的元杂剧焕发出新生，这种叙事方式的转换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改编策略。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传统的“整理改编”对老戏中的人物性格是大体延续，并不刻意改造，而“经典改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既有形象，打开了传统剧目中并不被关注的边缘视角。所谓“不被关注的边缘视角”，就是那些在传统剧目里被刻意忽略、遮蔽或模糊的人物视角。比如，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纪君祥并没有让程妻这个人物出现，这是由此剧极致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所决定的。后世诸多版本和剧种的《赵氏孤儿》，虽时有程妻这个人物出现，但也多是站在男性的立场对程婴极尽歌颂，而对程妻不能果断“舍子”的“自私”行为多有指摘。2015年，剧作家郑怀兴根据“赵氏孤儿”题材创作的汉剧《失子记》，却细致描摹了程妻作为一个母亲先后两次失去儿子的过程：第一次是失去亲生儿子，以子救孤；第二次失去的是自己养育长大后的赵氏孤儿，虽非亲生却相依为命16年而视如己出。这出戏把程妻这个几百年来被遮蔽和模糊的形象立体丰富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其中饱含的人道主义光辉让人备受感动。
再次，在剧作的主题立意上，“整理改编”会延续传统剧目的既有主题，而“经典改写”多解构经典主题，注重当下阐释。比如，戏曲史上的“庄周试妻”题材非常之多，仅明清两代就有杂剧《逍遥游》、传奇《蝴蝶梦》《扇坟记》《叹骷髅》《玉蝶记》《南华记》等，近代以来，由昆曲《蝴蝶梦》改编而成的京剧《大劈棺》更为家喻户晓。所有这些续写和改编，无不是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不守妇道的讽刺，以此批判女性不能从一而终的改嫁行为。剧作家徐棻在1987年重新改写了此题材，创作了川剧《田姐与庄周》。此剧重点对“扇坟”“化变”“劈棺”几场戏作了不同的处理与新的解释，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个历史上“五毒俱全”的老故事写得撼人心魄，观众会从剧中看见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荒谬。徐棻从哲理的高度去解剖个体难以战胜自我的人性两难，使之具有了强烈的人文倾向。同样的“庄周试妻”题材，在剧作家罗周笔下又翻然一新。2022年，罗周创作的新编昆剧《蝴蝶梦》以“毁扇”“吊孝”“说亲”“回话”“做亲”“劈棺”六场戏结构全篇，主体情节从庄周的“夫试妻”改为田氏的“妻试夫”。该剧以田氏为第一主角，将她从一开始不明楚王孙之真身，改为她逐渐确认王孙与庄周乃是一人，于是从被动的“被试”“被戏”改为“将计就计”，反过来去“戏”庄周、“试”庄周。田氏在这出新戏中，从被审判的不贞之女，变成了一个聪慧、洞达、充满生活趣味与人生智慧的可爱女性；而庄周的形象也因为有了更丰富、多层面的表述，呈现出自讨苦吃、有苦难言的尴尬与喜剧效果。新编《蝴蝶梦》把戏剧矛盾聚焦于情感与信任的冲突之上，主题从老戏的伦理批判转变为人性剖析，最终将支点落在“互信、互爱、互相尊重”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上，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之余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无论是徐棻的悲剧化处理，还是罗周的喜剧化再造，对“庄周试妻”这一传统题材的历次“经典再写”，都是在源文本基础上的点石成金，从而让传统剧目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
“经典改写”从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主题立意上，都以一种新的视角走进历史和经典文本。“改写”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继承，更是为了再生；它挑战过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其伦理藩篱，进入被解放的创作空间。它在文化内涵、主题驱动和叙述特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立文类特征，已与“整理改编”迥异。
因为任何经典都是历史阶段性的产物，其本身蕴含的古典伦理观自然带有时代性的局限。如何在保持经典故事核心框架下复活现代人性伦理，如何在保持原有群体伦理的基础上张扬个体的人性价值，这便为传统剧目的现代解读提供了可能性。当代戏曲创作者应该从“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角度分析如何激活古典题材。如果说“怎么说”指的是叙述方式的改变和技巧匠心的运用，是寻求“新的方式”去说；那么“说什么”就是看创作者要在这个老题材中说出什么样的新内容，也就是要用新的“话”说，这就涉及对经典剧目内在的文化内涵和主题驱动等的新表达。
“经典改写”是以新视角走进老文本，它考验并延伸着传统经典剧目的最大极限。它是在新的文化、政治和语言背景下对源文本的再创作。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有数万个遗存剧目，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每一个经典剧目都是一个有待被解放的创作空间，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张力。我们应继续一如既往地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也应鼓励以现代精神烛照传统题材的“经典改写”，以实现传统剧目的蝶变再生，为戏曲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题材样式。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
源自：中国文化报
“整理改编”作为戏曲“三并举”政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今天已不能完全涵盖很多虽然取材于传统剧目，但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主题表达和美学风格上早已与前者明显不同的创作实践。当下很多取材于老戏的作品，通过对传统剧目的情节重构和人物再造，以现代精神烛照传统题材，无论文本还是舞台都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色彩。既然“整理改编”这个概念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已很难准确地概括这类剧目创作，那就应该尝试用新的话语范畴对其进行理论界定。笔者认为，对于这类为传统剧目赋予了新形式和新内容的创作实践，称之为“经典改写”或许比“整理改编”更为准确合理。既然要把戏曲的“经典改写”与“整理改编”进行明确区分，那么它具有怎样的美学实质？
首先，在情节结构上，传统的“整理改编”多是对经典剧目适当的丰富和补充，而“经典改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剧目的叙事方式，再构了改写作品的戏剧情节。剧作家刘桂成根据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创作的柳子戏《老青天》便是这样一部佳作。此剧把元杂剧中并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和次要人物予以放大扩写，剧情精炼干净，不蔓不枝，把原来的一出臃肿的正剧改写为妙趣横生、洋溢着幽默风趣的民间喜剧。剧作家娴熟的改写手法和极富生活气息的戏词让这出古老的元杂剧焕发出新生，这种叙事方式的转换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改编策略。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传统的“整理改编”对老戏中的人物性格是大体延续，并不刻意改造，而“经典改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既有形象，打开了传统剧目中并不被关注的边缘视角。所谓“不被关注的边缘视角”，就是那些在传统剧目里被刻意忽略、遮蔽或模糊的人物视角。比如，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纪君祥并没有让程妻这个人物出现，这是由此剧极致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所决定的。后世诸多版本和剧种的《赵氏孤儿》，虽时有程妻这个人物出现，但也多是站在男性的立场对程婴极尽歌颂，而对程妻不能果断“舍子”的“自私”行为多有指摘。2015年，剧作家郑怀兴根据“赵氏孤儿”题材创作的汉剧《失子记》，却细致描摹了程妻作为一个母亲先后两次失去儿子的过程：第一次是失去亲生儿子，以子救孤；第二次失去的是自己养育长大后的赵氏孤儿，虽非亲生却相依为命16年而视如己出。这出戏把程妻这个几百年来被遮蔽和模糊的形象立体丰富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其中饱含的人道主义光辉让人备受感动。
再次，在剧作的主题立意上，“整理改编”会延续传统剧目的既有主题，而“经典改写”多解构经典主题，注重当下阐释。比如，戏曲史上的“庄周试妻”题材非常之多，仅明清两代就有杂剧《逍遥游》、传奇《蝴蝶梦》《扇坟记》《叹骷髅》《玉蝶记》《南华记》等，近代以来，由昆曲《蝴蝶梦》改编而成的京剧《大劈棺》更为家喻户晓。所有这些续写和改编，无不是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不守妇道的讽刺，以此批判女性不能从一而终的改嫁行为。剧作家徐棻在1987年重新改写了此题材，创作了川剧《田姐与庄周》。此剧重点对“扇坟”“化变”“劈棺”几场戏作了不同的处理与新的解释，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个历史上“五毒俱全”的老故事写得撼人心魄，观众会从剧中看见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荒谬。徐棻从哲理的高度去解剖个体难以战胜自我的人性两难，使之具有了强烈的人文倾向。同样的“庄周试妻”题材，在剧作家罗周笔下又翻然一新。2022年，罗周创作的新编昆剧《蝴蝶梦》以“毁扇”“吊孝”“说亲”“回话”“做亲”“劈棺”六场戏结构全篇，主体情节从庄周的“夫试妻”改为田氏的“妻试夫”。该剧以田氏为第一主角，将她从一开始不明楚王孙之真身，改为她逐渐确认王孙与庄周乃是一人，于是从被动的“被试”“被戏”改为“将计就计”，反过来去“戏”庄周、“试”庄周。田氏在这出新戏中，从被审判的不贞之女，变成了一个聪慧、洞达、充满生活趣味与人生智慧的可爱女性；而庄周的形象也因为有了更丰富、多层面的表述，呈现出自讨苦吃、有苦难言的尴尬与喜剧效果。新编《蝴蝶梦》把戏剧矛盾聚焦于情感与信任的冲突之上，主题从老戏的伦理批判转变为人性剖析，最终将支点落在“互信、互爱、互相尊重”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上，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之余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无论是徐棻的悲剧化处理，还是罗周的喜剧化再造，对“庄周试妻”这一传统题材的历次“经典再写”，都是在源文本基础上的点石成金，从而让传统剧目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
“经典改写”从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主题立意上，都以一种新的视角走进历史和经典文本。“改写”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继承，更是为了再生；它挑战过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其伦理藩篱，进入被解放的创作空间。它在文化内涵、主题驱动和叙述特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立文类特征，已与“整理改编”迥异。
因为任何经典都是历史阶段性的产物，其本身蕴含的古典伦理观自然带有时代性的局限。如何在保持经典故事核心框架下复活现代人性伦理，如何在保持原有群体伦理的基础上张扬个体的人性价值，这便为传统剧目的现代解读提供了可能性。当代戏曲创作者应该从“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角度分析如何激活古典题材。如果说“怎么说”指的是叙述方式的改变和技巧匠心的运用，是寻求“新的方式”去说；那么“说什么”就是看创作者要在这个老题材中说出什么样的新内容，也就是要用新的“话”说，这就涉及对经典剧目内在的文化内涵和主题驱动等的新表达。
“经典改写”是以新视角走进老文本，它考验并延伸着传统经典剧目的最大极限。它是在新的文化、政治和语言背景下对源文本的再创作。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有数万个遗存剧目，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每一个经典剧目都是一个有待被解放的创作空间，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张力。我们应继续一如既往地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也应鼓励以现代精神烛照传统题材的“经典改写”，以实现传统剧目的蝶变再生，为戏曲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题材样式。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
源自：中国文化报
